“不允許電影說實話,那電影就只能說假話,只能說像《小時代》這樣的話。”日前,編劇蘆葦對南方周末記者說,“郭敬明現象值得研究,電影從頭到尾崇尚物質、崇尚財富,那是我們社會的真相。”蘆葦在新書《電影編劇的秘密》中,直批第五代導演不會講故事——
  “不允許電影說實話,那電影就只能說假話,只能說像《小時代》這樣的話”——蘆葦
  “要電影分級,不要長官意志”
  記者:最近宋丹丹跟編劇打口水仗,你站在哪邊?蘆葦:我完全置身事外看這個事,宋丹丹有權利發表她的見解,但她的見解必然有片面性。她透露了一種情緒,就是對中國電影編劇的失望,失望是有道理的,因為爛產品很多。中國電影專業素質偏低,跟中國導演、製片人一樣,素質偏低是事實,但是要把整個行業素質偏低,完全歸結到編劇身上,有點不公平。記者:那是誰的問題?蘆葦:現在電影界的問題很多,從創作來說,最根本的還是電影制度問題。張藝謀的《活著》,我是編劇,被槍斃了。一個否定意見就讓你過不了關。電影本身就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東西,沒有法律保證,就是一團糟。記者:你覺得哪些審查是需要的,哪些審查是不需要的?蘆葦:分級制是需要的,長官意志是不需要的。分級制應該是公開而透明的一個制度,你不能槍斃它,但能定影片的級別。針對發行對象做分級限制,規定什麼電影適合什麼人看。什麼類型的電影都有生存的權利。韓國電影為什麼起飛?上世紀80年代以前,韓國電影是亞洲的笑料,立法以後韓國電影製造了亞洲的電影奇觀。說到底,電影法是衡量一個國家電影生產是否健全的一個標誌。記者:你改編哈金的小說《等待》,好像一直也沒出來?蘆葦:我是2000年接到這個劇本創作,陳可辛找我寫,當年就交稿了,沒立項,據說是涉及軍婚,槍斃了。小說很棒,在美國得了四個大獎。錶面看講的是一個婚外戀的故事,實際上折射了一代人的問題,他們的糾結、彷徨、掙扎、選擇,如果要拍成電影,我堅信是好電影,是對人的真實情感的表達,對現實歷史的真實表現,拿到世界影壇上去,將會讓我們非常自豪。但是這樣的電影不能拍,不允許電影說實話,那電影就只能說假話,只能說像《小時代》這樣的話。
  “價值觀的混亂帶來了電影技巧的混亂”
  記者:您認為“電影新時代”是怎麼結束的?蘆葦:上世紀90年代初,吳天明被掃地出門。到了1997年、1998年,第五代導演和吳天明時代徹底結束。電影走上了政治和商業結合的道路,只剩下兩種類型:商業片和主旋律,藝術電影基本上死亡。能夠真實反映我們這個社會現實的,反思歷史真相的,在思想和文化上有探索精神的,全盤死亡。記者:第五代導演最讓你覺得可惜的,或者不能接受的是什麼?蘆葦:價值觀的混亂、迷茫,這個是不能接受的,電影技巧的低劣和無序也很難接受。可以說他們是因為價值觀的混亂帶來了電影技巧的混亂。比如陳凱歌的電影,他後來的片子跟《黃土地》、《霸王別姬》做一個比較,差距太大了,好像不是一個人拍的。記者:這是第五代電影人的共性嗎?蘆葦:差不多,張藝謀拍《紅高粱》,拍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活著》這樣的電影,你能相信他能拍出《三槍拍案驚奇》這樣的電影嗎?這都是被商業潮流裹脅的妥協姿態、合流的姿態,在價值觀的方向上,既沒有堅守也沒有突破,甚至滑到俗流裡面去了。他們從理想主義者——電影界也有理想主義者,經歷了以電影藝術家的身份轉變為各種各樣的商業環境裡面去了。
  “美國電影如火如荼, 興了國,安了邦”
  記者:《白鹿原》電影上映以後,你一直拒絕訪問,為什麼?蘆葦:我不是拒絕訪問,我是拒絕署名。那個電影用我的劇本的大概有六分之一,很少一部分,那個電影拍得太爛了,我覺得丟人。我當時對這個電影版做了八個字的評價:平庸散亂、不知所云。它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主題,不知道在說什麼,所有的人物好像都是概念化的人物,難以和觀眾的心靈溝通。那個小說寫得多好,拿著那麼好的資源,拍成那麼一個輕飄飄的、寡淡的電影。記者:是因為小說太龐大,或者說太敏感嗎?蘆葦:《白鹿原》引申出來一個很好的話題,電影導演每每抱怨說中國沒有好劇本,沒有好題材,《白鹿原》再不是好題材什麼是好題材?我剛剛把劇本出了,我就希望大家把它做比較,看到這個劇本和電影的距離,到底是哪個環節出問題了,生產出了這樣一部讓觀眾不待見的電影。記者:都說中國電影的黃金年代過去了,你同意嗎?蘆葦:我覺得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還沒過來呢。美國電影如火如荼,人家興了國,安了邦。美國有4萬家電影院,電影是他們生活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。美國所有的電影都在說美國的價值觀。美國電影為什麼所向無敵,它的制度在那兒,只有有了好的規則才有好的游戲,有了健康的制度,才有正常的游戲,否則這個游戲肯定不正常。據南方周末一鍵分享到【網絡編輯:李鵬勛】【打印】【頂部】【關閉】
     (原標題:編劇蘆葦 中國電影沒到黃金時代 因為不能說實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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